我在艺术上是个“多妻主义”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说自己是1/3学者，2/3作家，对你，这两者区别在哪？你认为你的诗、散文和评论会达到同样的高度吗？还有翻译呢？

　　余光中：“多妻主义”在生活上是犯罪，呵呵，但在艺术上，我对阿波罗忙不过来而派下的九个缪斯各个都去追求。我作为评论家的身份与我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有所区别。现在的评论家一般是科班出身，他们会把理论一样一样搬到中国的实际中。我的评论是我创作的延伸，对诗、散文这两种文体的得失我需要探讨，理论在我手上，我把它放到文学史上看，再摆到实际创作中，看是不是符合循环的规律。我自己一向说的是应用性评论。我不是个正规的评论家，我也不怕我的评论讲错，至少我让人看到，我的诗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就可以自圆其说。

　　学者是要冷静思考、分析，完了要定位、评价。而创作者能写得多好尽量去写，不太管后果。创作家就等于攻城掠地的将军，是拓展文学领域的先锋部队，而到底为王国增添了多少财富，是后续部队的事。又或者说，创作中的新主题、新体裁拓宽了文学的范围，等于为文学赚了一笔钱，至于是黄金还是伪钞，要学者去算。学者兼作家的，就是赚了钱还要数钱。

　　我是白天教英文，晚上写中文。我对翻译也极有兴趣，但时间不够啊。

　　记：会尝试写小说吗？回忆录呢？

　　余光中：不会。我说，写小说的要对人物发生兴趣，诗人是对自我的兴趣比较多，这个“我”容易写成“大我”。白先勇见过一个女人会记得人家穿什么衣服，我就记不得。这是自我在作怪。

　　大概也不会写回忆录了。回忆录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没毅力。我不写日记，也少写信，也就是对自己、对朋友都不周到。要是写自传，赤裸裸地不打自招，自己受累，朋友也受累，没必要；要是去掩饰或者美化，又欺骗读者。

　　记：在记者会上，曾提到现在的大陆和台湾有相似的现象：情色题材文学走红，而且都是女作家开始写的。你怎样看这种风气？

　　余光中：这当然是社会风气开放了，教育普及了，全球化的影响，性不再是禁忌，道德、心理、生理的话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作家也一并跟进，情色文学在两岸三地都很多，好像这一届和上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者都有触及这题材。也有女权运动的影响，女人要主宰自己的身体，要觉醒，等等。何况中间又蹦出个同性恋来，把性观念又拓宽了。加上网络来帮忙，两性在网上就可以约会了，跟以前羞怯不一样，改变了两性关系。

　　但未成熟的年轻心灵会遭遇到困难，甚至灾祸。同时，一个社会如果不是全面转向，一部分开放，另一部分认为很糟糕，先去开放的人会有很多压力，甚至无地自容，饱受羞辱。所以发展太快还是有问题的，有整套道德、社会问题牵涉在里面，并不是你觉得爽就可以去开放。唉呀，这些社会问题研究起来影响很深远，像美国科学那么发达，也摆不平邪教。台湾佛教当道，好些佛盟法师乱来，敛信徒的财，过得穷奢极欲，但政客容忍，就因为他们的信徒很多，代表选票很多，也不敢轻易得罪。

　　记：那你有宗教信仰吗？

　　余光中：我没有正式的，但我妻子跟女儿近于佛教徒，她们吃素，觉得佛教排他性较其他的宗教小。同时台湾一方面在实行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很多人精神苦闷，没有出路，社会乱现象迭出，更需要心理寄托。

　　对我，艺术和美就是我的宗教。一般人崇拜神明，希望身后有所寄托，而艺术家、文学家相信艺术不朽，也是寄望于未来。不过我对别人信得虔诚又不诉诸暴力、从爱出发，总是很感动，又尊敬，而且有点羡慕。其实中国很多民间文化就是三教糅合在一起，民俗旧小说尤其。

　　记：在记者会上曾有网络记者邀请你参与网上聊天，我注意到你的态度有所保留。

　　余光中：我有所保留是因为我对网络不熟悉。我从来不上网，所以还没“落网”，呵呵。别人发展网络我不反对，等于别人同性恋我无所谓，社会当多元共存。我不去接触，一是年纪大，二是我不需要像年轻的教授去申请讲座，宁愿独立一点，所以也就偷懒了。

　　记：年纪不是问题吧，沈昌文自己说现在天天都上网呢！

　　余光中：他年纪好像是比我还大吧。你们都慢慢习惯了这种需要，可我并不想跟世界保持如此紧密的接触，对我来讲，看看电视、报纸也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希望跟世界保持着安全距离也不想发电子邮件，朋友随时都能找到我。这也是一种隐私，手机、网络让隐私的防线少了。

　　我对诗、散文的节奏感很讲究，跟我听音乐有关系

　　记：你提到你的写作受到各种形态的音乐的影响，你的评论也包括评“披头士”，这种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呢？

　　余光中：我对于文学周边的一些艺术有点兴趣，我对诗、散文的节奏感很讲究，跟我听音乐有关系。音乐其实是最美妙的方式，教我们如何体会时间的微妙与精细分割比如我写诗用重叠节奏，或者一个主题的变奏，都来自音乐，音乐是抽象的，不一定有主题，我就可以在文学上发挥。

　　比如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望向落日的西边，也就是中国的方向，我写：“落日之西，是乌鸦是乌鸦是乌鸦/唯我的乡愁，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这是种感性的联想。还有我写《浪子回头》，当年我离开大陆就是从鼓浪屿上船去香港的，我就写“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形成了奇特的节奏，一个“浪”字变奏了三次，这是从古典音乐来的。而画家用双眼看世界，是具象的美，放到文学作品中，就是比喻来描写感官经验和意象等等。至于新闻、摄影、电视，可以让你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在电视上看到那边难民如何，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死了，一个镜头就可以写成一首诗。这样说，也不是说它们只为文学存在，听一段交响曲，本身就是种享受，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文学家，有个轻重缓急的选择罢了。

　　记：你之前还提过跟台湾的流行音乐家也有联系，比如罗大佑？

　　余光中：人家都愿意被称为“民歌手”，有点美国“嬉皮”的味道，在江湖上流浪。1975年开始的十年，台湾有个“民歌运动”，那时我在香港教学，回到台湾，有个作曲家把我的八首诗谱成了曲子，在一个“现代民歌演唱会”上，招了一批乐队调教，观众反应很热烈，后来灌录成了唱片，再后来就进入了大学，学生们都学着美国民歌手的样子自己写歌谱曲自弹自唱，两首歌之间还给大家讲几句话，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后来就变成了“校园民歌”，等到有了商业价值，就被媒体收买了去，变质了，成了流行音乐的一部分，那些以朴素为自豪的歌手慢慢变成了有钱的流行歌手，像蔡琴，本来很清纯，不过也怪不了她，变化是很自然的。以前JacksonFive（杰克逊五兄弟）里的小弟弟迈克尔。杰克逊童音动人心弦，渐渐也就变成了超级明星，歌就变成了戏剧、舞蹈的综合艺术。罗大佑是后来的了，他也受鲍勃。迪伦的影响，故意怪腔怪调，戴个墨镜，穿紧身衣，写的词就受约翰。列侬影响，讲讲革命，讲讲反社会，嘲弄嘲弄爱情。他虽然现在也很红很赚钱，但给人感觉还是没有沦为流行歌手的样子，他跟张惠妹还是不同的，他多少还保留着“社会批判家”的身份，不时刺痛一下小资产阶级、白领阶级，所以他主要吸引大学生，崔健大概也是这样的吧。罗大佑跟我没有什么互动，也没有正式见过面，那时是他主动把我的《乡愁》谱了曲，照讲是侵犯版权的，不过我欣赏这个人，也不理这件事了。

　　记：你觉得歌词和诗歌是怎样的关系？同意“好的歌词就是诗歌”这种说法吗？

　　余光中：诗人写了个蛋，然后歌的鸟就把它孵出来。好的歌词往往并非是好的诗，写得松松垮垮的歌词，曲作者才有足够空间来安排。

　　翻译家首先需要成为一个风格家

　　记：想听听你对翻译的自己一套理论，如果有的话。你怎样看严复“信、达、雅”这个说法？

　　余光中：我不是理论家，我不演绎，只是归纳。严复的“信、达、雅”

　　提出后就成了翻译界的“紧箍咒”，箍得翻译的人个个头大。对于一个“雅”的理解众说纷纭。我自己从来没有看着什么准则搞翻译，翻译得多了，一切由经验来印证。我觉得翻译家首先需要成为一个风格家，才能应付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我在翻译班上发练习给学生做，有时候会把名家的译作，把名字去掉，让他们提意见，看能不能改良，考验他们的眼力，有时甚至也拿我自己的译作，不告诉他们。我会逐一去改他们的练习，加上评注，发还，再综合各种问题，在课上讲解一小时，让他们改一遍，下礼拜再交来，他们要是找到更好的改法，不一定采纳我的。这才算完成一个循环。

　　记：想起搞翻译又写散文的，董桥是鲜明的一个，我就经常从他的小文里揣摩翻译技巧。你对他的文字有怎样的印象？

　　余光中：董桥的文字密度很大，精雕细琢，他写笔记，一段段地写，写得低调，很少戴大帽子，以小见大，怀古情调，有英国绅士之风，喜欢引用原文。他写得洗练，我写得会长一点，我认为散文不一定是鲁迅说的“小摆设”，也可以是重工业。记得余秋雨有次觉得我的一篇文章写得意象太复杂，他也许喜欢清畅些的。我却喜欢多尝试，试过简练的，也试阳刚的。写散文我不愿引用原文，英文作者喜欢在文中夹几句拉丁文，像中文作者爱引用古文。其实比董桥更爱用、也更有本钱用原文的是钱钟书。英文对我影响很大，写得好，应该是长而不乱，丰富而不芜杂。当今中文西化相当严重，我跟思果写了不少文章，呼吁作家和学者要做表率，笔下要简洁，要想办法把英文转化为中文。

　　记者手记

　　余先生说，朱光潜近乎他文学上的引路灯，生活里，太太绝对是“贤外助”，她外向，挡下了不少外间纷扰，自己才得以有这多年的“象牙塔”之乐。在车里，他看路两旁：“胡同都被高楼挡了吧。”还说，任何的文化传播都会是种变质，像英国人往茶里加了糖，再加奶。然后说，现在只喝红茶，喝绿茶和咖啡肯定睡不着，但也偶尔沾点洋酒。问他现在看什么书，写多少？老先生答，看的都是闲书、杂书，提到了《万象》的味道倒奇特；一个月给报纸写篇4000字的，不写专栏。至今天天开车上班，假期跟太太欧美“驾车自助游”，开累了，“她就把左脚伸过来，踩油门”。建议我找大卫。洛奇《微型世界》来看，“写得跟《围城》太像了，有意思得很”。他说，他大二看的《围城》，看了就再不相信自己的老师了，“这毒害年轻人的书”。

　　访谈后拿出笔让余先生在《余光中集》第一卷扉页题句，他却从怀里抽出笔欣然地用笔画起来。回家翻看先生写当年他让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弗罗斯特诗选》扉页上的题词：“当时我曾拔出自己的钢笔，递向他手里……

　　可惜当时他坚持使用自己的一枝。“及提到当年合照”……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则侍立在后“。暗自掐了手指，正好50年松余些，心里一紧。

　　高尔基提起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一夜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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