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有生物课，涉及到生殖器官的，老师都让同学们自己看。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个男生大声问老师，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结合的？他问了好几遍，老师都装作没听见。”刘洁说。

    在刘洁看来，身边的同学大都没有什么性知识。就了解渠道来说，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大家可能会聊一点，另外，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网上，或者报纸以及健康杂志。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这方面了解得更少。

    “身边的援助就更少了。如果出现怀孕等问题，你不可能去给辅导员说。给朋友讲吧，谁又能为你保密呢？如果自己去医院，会觉得很恐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洁说。

    3月7日，“三八”妇女节前一天。坚春杰他们在昆明路一家快捷酒店做了一场培训，参加者全部都是20多岁的宾馆服务员，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

    “发生性行为的原则是什么？”有人回答：“要相爱，有激情。”玛丽斯特普倡导的关于性的三原则，是成人之间、自愿、隐私。但仅有这些够吗？他们又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A、B、C”三原则。即A(Abstinence)禁欲；B(Befaithful)夫妻要互相忠诚；C(Condom)避孕套。

    在每一堂课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坚春杰被介绍成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如今在做志愿工作。老师问大家：“如果有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有人愿意拥抱他吗？”

    听课的人信以为真，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有3个女孩上前拥抱了他，23岁的田娜是其中的一位。

    田娜家在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初中毕业，她知道，“拥抱不能感染艾滋病，其实他们也需要大家平等的对待。”她说。她不仅对上课的内容感兴趣，还对讲课者开始感兴趣。下课后，她问：“如何才能做一个志愿者？”

    志愿者们几乎在每一次的讲课中，坚春杰都要扮成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坚春杰2006年大学毕业，未婚，但自从做志愿者到现在，已经主讲过了几十次这样的“性讲座”。

    “每次我讲时，虽然我很严肃，但人家都会笑，觉得一个小男生知道什么呀！”坚春杰说。但等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加上对象都是年轻人，很容易沟通，每次讲完课，大家反响都还不错。

    “你们看，我曾经在艾滋病村呆过一年，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同吃同住，我并没有被感染啊。”他常常这样说，希望能消除一些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排外心理”。

    2004年，在河南上大学时，坚春杰就曾经在艾滋病村做志愿者，他在那里呆了一年，给被艾滋病毒感染和影响的孩子们上课，帮助他们。那时候，他还曾和一帮同学骑自行车去找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

    “我们一位同学想看高老师‘感动中国人物’的奖杯，她说，丢了丢了，找不见了，我们非要看，后来，才从床底下一堆杂物里翻了出来。她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说。老人身上的那种力量，曾让他激动过很久。

    在艾滋病村的日子，坚春杰开始成长，那里的一切，都让他震撼，并决心终身做一个志愿者。

    离开后，他曾接到艾滋病村孩子们的信。因为生活太艰难，一个叫乾坤的孩子在信中对他说：“我有时真想死了算了……”孩子的悲伤也让他难过，这封信他一直保留着。

    事实上，志愿者的力量来自群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今，坚春杰他们在推行“同伴教育”，就是在培训的人群中发展志愿者，让这些志愿者去影响他们所处的人群。

    3月22日到23日，在西安理工大学的曲江校区，坚春杰在做一场关于同伴教育的培训，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的20多位男女同学，接受了培训。他们承诺将作为同伴教育者，在校园开展类似的“性”的教育，力图影响更多的人，审慎地面对青春的冲动，选择“负责任的性”。

    一位外来务工者的性问题

    3月19日晚7时，陈强早早赶完手边的一单活，来到了新市民中心学习。他28岁，在一家公司做装修类的活，因为有手艺，最近的一份工作已经做了近三年。

    陈强的老家在淳化县，他一年只回去一两次。妻子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定”的，当年花去了1万元的彩

    礼。如今，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城市，孩子放在老家。他们租住在南郊的一个村庄里，一个月房租180元，他每个月的收入平均1000余元。

    陈强是过完年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免费学电脑的，他想学些手艺，将来好转行，或者找个更好的工作。他的理想，是能够攒下钱，在城里买一套房，哪怕很小，那样，他就可以不再回农村了。

    陈强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什么信心。他说，自己有时很苦闷，和妻子感情也一般，这天他和妻子一起来听老师讲了生殖健康的课，但回去后，两人也没有什么交流。

    课堂上，陈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老师拿出3个安全套，看谁能把它吹大，叫了几个男生，都不愿意上去，后来，他上去了。“课很实用的，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他说。其实，对艾滋病，他有一些了解，但这次老师讲得很系统，让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当老师问：“你能保证一生只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性行为吗？”他选择的答案是“不能”。“像我这样，在外边做活，也经常出差。一起出去的同事，他们常会去找‘小姐’……”他说。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后来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老害怕自己染上艾滋病。“我知道这样不好，事后也会不安，但我觉得这是个现实问题。”他说。他承认，出门在外，婚姻和家庭都会受到一些考验。

    陈强只是众多进城务工者中普通的一员，在他背后，是城乡二元体系下，无数背井离乡，在城市谋生活的农民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孤身在城市，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性问题”。事实上，流动人群一直是艾滋病防范的重点。陕西省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感染艾滋病最高的是无业或待业人员，占38%；其次是农民工，占36%；接下来是商业服务人员等。2008年，陕西省开始把长途卡车司机也作为“防艾”的重点人群。“如果一个HIV感染者，处于‘窗口期’时去献血，即使有病毒，也很难检测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传染的潜在对象。”周安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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