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癌

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

更新时间:2015-06-10 16:35:37 | fx_2271acd0

  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1)

  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设身处地的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才有了这样的结论。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必须立即做脑瘤切除手术,否则活不过三个月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我一向敬仰视死如归的人。那些勇敢从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曾深深打动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像他们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神的降临。可是说老实话,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是生。因为死毕竟不是我们的追求。

  我不断地追问自己:难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没有生路?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康复之路。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

  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这些方法在医生们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的治疗,而我却对它们寄托着生的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事实上,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如今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仍然活着,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我甚至有余力去关注癌症治疗领域里的是非成败,结果竟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癌症的了解,同时却能印证我个人的体验。(待续)

  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2)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治疗也很绝望,因为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况。过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是民众中一种普遍的看法。专家们不断地警告我们,“癌症成为人类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癌症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度增加。

  这局面对于我的信心是个相当大的打击。

  但也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所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检查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十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也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

  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这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更糟糕。换一种方式来设想这种情况,就可以说,癌症患者们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够公开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后可以长期生存。

  我们要么根本就不会患上癌症;要么可以治愈;要么可以长时间地与癌共处。

  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与我自己对癌症的认识是如此不同,与我们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是大相径庭。我似乎看到大洋彼岸出现的一线曙光,然而它距离我们是那么遥远,就像是在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的一盏烛灯。

  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3)

  在我们的国家,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相当糟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之间)。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自己的求生机会不敢有更多奢望,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呢?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死去。

  进而设想,如果我们的“五年存活率”达到美国的平均水平,那么每五个死去的人中间,就会有三人活下来。

  用已经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做参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们国家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有30万-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长些。

  可惜他们最终没能做到!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给我带来困惑。

  我仔细揣摩这种情形,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

  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

  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

  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

  是我们缺少好医生吗?

  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

  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

  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

  我在困惑中仔细询问身边的病友,也悉心体会自己病情的变化。

  我无数次地置身在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也观察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一些现象很快展现在我面前。

  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涌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锃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这些消息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甚至为此倾家荡产。

  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中几乎没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继续着,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

  求生的玄机原来如此简单(4)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脑瘤的症状减轻了。重复进行的检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和我的家人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听从医生建议把脑袋锯开。

  2009年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那时候我已完成肺癌切除手术,却仍未对颅内病灶采取任何治疗,而那个病灶已经缩小了80%。说起我的病,她不禁大惊:“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好好珍惜吧!”

  分手时她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

  这种体验比其它任何尝试都更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因素: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着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的生的机会变得格外渺茫。

  然而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是模模糊糊,更因我对医学的无知而显得不那么牢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了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震惊于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成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也就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而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又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们的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专家说的“三个三分之一”,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它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也解释了我对周围那些癌症患者的观察结果。

  让我和我的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肿瘤这种疾病的性质千差万别,病人的肌体也是形形色色。同样一种方法,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那么我会说,有。

  的确有一些事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正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死到临头的感觉(5)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

  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全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他转脸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周围空无一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这里竟没有病人,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

  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寸步不离。因为职业的敏感,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嘴巴动一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

  我的这位朋友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退休之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再早一些,她是中南海领导人的贴身护士。为人忠直,勤勉细腻,富有同情心。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陪着我,还有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寻找着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

  “他是什么意思?”我问,期待着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情况不妙吧?”

  “是不好。”她回答。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么!

  “你进去吧。”我对马晓先说,“去看看晓东。”

  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转过身,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

  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的僵直的身影,我极力想要看到她的脸,可惜看不到,想用某种方式安慰她一下,又怕打断医生的谈话。

  我等在门外,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走进房间,站在晓东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色大变,嘴角微微抖动,眼里一片哀伤。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黑暗阴沉。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两人并肩而坐,沉默,还是沉默。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全身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

  周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们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来这个约定。

  “我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

  回家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都沉浸在巨大的震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呢,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靠着晓东的搀扶走回家里,倒在床上,感到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一会儿又涌起死到临头的惶惑和恐惧。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千万癌症患者身处和我一样的境地,不禁有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晓东在隔壁房间里已是悲痛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向亲友们报告噩耗,于是拿起电话,还没开口已是痛哭失声。

  病人最糟糕的三种心态(6)

  怨天尤人自责自悔,还有恐惧和急躁,是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个心理特征。

  醒来的时候天光已暗,足足睡了一觉,精神好了很多,想到医生诊断,好像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事情是从5天前开始的。

  那天深夜我完成了《中国的新革命》这本书,然后昏昏睡去。如果不出意外,应当至少有24小时在睡梦中度过,可是我很快就在一阵晕眩中醒来。我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四围墙壁也在旋转,接着就感到了头疼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还有一种要呕吐出来的感觉。我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同时有点奇怪地发现,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

  天刚破晓。淡淡的晨光从窗口挤进来,把房间染成一片灰白色。我觉得自己忽然间变得虚弱萎靡,与一天前那个生机勃勃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对自己说,有这样的感觉再正常不过。我已经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一定是累坏了。只要让自己彻底地懒散几天,身体就会恢复如常。

  但是我在北京的老同学林荣强却不这么乐观。“别废话”,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赶快去医院检查。”也许是担心电话里的警告被我扔到一边,他索性把自己的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不容分说催我出发。我深知这位老同学有着相当出色的判断力,对于风险和机会的敏感程度远在我之上,他的话也常被证明是先见之明,于是赶紧坐上他的车直奔医院。

  情况的确不妙。两天后制作出来的胶片清晰地显示出,我的后脑有个直径2.5×2.2厘米的病灶,圆圆的像个乒乓球似的飘浮在那里,紧挨着大脑中枢神经,清晰突兀,还有点神秘,就算我这个纯粹的外行,也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在北京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着:

  “左侧桥臂异常信号,占位?”

  “左侧桥臂占位及脑膜增厚和右额后部脑膜结节。”

  “考虑转移瘤可能。”

  以我浅薄的医学常识,也能明白,在医生用语里,“占位”就是“肿瘤”。更糟的是,增强扫描的胶片进一步显示,不仅是“占位”,而且是多处“占位”。很显然,我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核磁共振”胶片上显示出来的影像,都是“脑瘤”的不容置疑的证据。

  检验报告结论中的“转移瘤”三个字让我们更加紧张:这意味着我脑子里的肿物不是“独有”,那么它是从哪里转移过来的呢?那原发的肿瘤藏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还有,既然已经到了“转移”的地步,那就已经是个“恶性肿瘤”,而且是“晚期”?

  整整一个晚上,我和晓东都沉寂在这个恐惧的疑问中。

  以后的两天我们再去医院,在全身上下到处搜寻肿瘤的原发部位。根据通常经验,医生认定肺部的嫌疑最大,因为肺癌有个常见的发展趋势,就是往脑袋里跑。

  胸部CT果然暴露出左肺上叶的病变,而且不知怎么竟扫出我的肝脏也有肿物。

  现在,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昏沉一会儿清醒,想让自己静下来却怎么也做不到。我开始相信,这不是噩梦,是真的。我正面临最坏的结果。

  我禁不住在脑子里搜寻关于癌症的知识,可惜这时候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少得可怜,所有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句话:癌症就是绝症,癌症确诊报告就等于死亡判决书。我的亲友中有好几位身患癌症,他们临终前的赢弱之躯和绝望目光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人是如此渺小;癌细胞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

  此外我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癌症的发病率在迅速增加,越来越逼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似乎也在助长这种势头。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有一天竟会落在自己头上。

  有一会儿,我开始怨天尤人,还埋怨自己:为什么是我呢?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为何要下如此狠手?为什么我就没有好好养护身体?为什么我就没有好好享受人生?

  我沉浸在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中,情绪低沉。好几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这种怨天尤人自责自悔的情绪非常有害。它和恐惧、急躁并列,可以算做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个心理特征,也是我们康复之路上的危险的陷阱。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影像胶片在北京医院的好几个科室里会诊。肝部肿瘤很快被证明是一次误诊,看来还不到“全身转移”的地步。不过,结论依然很坏。脑部病灶和肺部病灶是确定无疑的,医生们也有充分理由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肿瘤原发部位在左肺,脑袋里的是“转移瘤”。

  “如果是这样,就是肺癌四期。”胸内科的一位专家这样说。

  中国式的“专家门诊”(7)

  靠着晓东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一家大医院,大家都说,对付我这种病,这家医院是最好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头衔,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第一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可惜那位主任不在北京。幸运的是我们找到另外一位主任,据说也是大权威。于是我们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见到他,来一回最权威最专业最有临床经验的诊断。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钱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主任”。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

  四周全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也显示着这位“主任”的确享有盛名,肩负着如此众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由于晕眩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幅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不知道这里到底谁是神经外科主任,反正听到别人都叫他“主任”,我们进门也就忙着叫“主任”。

  他不动声色,只微微点一下头算是作答。

  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于是我看到一个圆脸薄发、保养很好、面容白皙的中年男人。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

  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的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是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可以感觉到,他认为我脑袋里的病灶是恶性肿瘤,并且列举胶片上呈现的种种特征加以证明。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被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

  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晕眩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发”,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环节。可是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又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从喉咙深处缓慢地发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声音,像讲课,又像训话。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胶片上指指点点。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只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验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却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晓东和我一样,急于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身上。她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肿瘤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话句话说,是不是“转移瘤”。因为这关系着她丈夫是有救还是没救。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专家的演讲,把这问题再次提出。

  “你想让它有联系?”他朝这边斜了一眼,不肯回答问题却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我们摄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止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博大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

  “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全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的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得到的仅仅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在以后的15个月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我又遇到许多次,而我除了越来越疑惑和沮丧之外似乎别无收获。一想到还要按照这位大牌专家的指点去完成新一轮检查,然后把“专家特约门诊”如此这般重来一遍,我的脑袋便越发疼痛晕眩起来。

  恐惧的由来(8)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之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

  时间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消息迅速流逝――坏消息,对坏消息的否定,然后是更坏的消息。万家欢庆、爆竹声声的时候,我们更加绝望。

  要不要接受手术成了家里最紧迫的话题。像所有遭遇癌症袭击的家庭一样,我们心情急迫,度日如年。甚至不能等到春节结束,晓东便匆匆赶往上海,随身带着我在北京的全部会诊记录和胶片。

  一想到要切开脑袋,我们就倾向于到上海去。不仅因为那里的华山医院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脑神经外科,还因为我在上海工作多年,知道上海人禀性精细做事严谨,不像北京人那样大而化之,做朋友让你畅快淋漓,做事情却总让你不能放心。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我们都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希望上海的医生能够否定北京的诊断。因为在这个国家,要论医疗水准,上海是唯一能和北京媲美的城市了。

  可惜上海几乎是重复了北京的诊断。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边倒的,肺叶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定论,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可是“脑瘤”这个结论却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北京造就的绝望气氛,在上海被进一步强化了。医生们甚至还有更大的担忧:由于颅内肿瘤靠近脑干――生命中枢,所以手术过程很容易伤及脑干,危害生命。要想避免意外,就只能切除肿瘤三分之二的部分,以至剩余部分仍会继续生长。如果不手术,脑瘤的生长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照样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他们的陈述大致上勾画出我的未来之路:

  1,尽快实施开颅手术。然后

  2,手术后的继续治疗,也就是化疗和放疗。然后,

  3,密切观察肺部病灶的变化。准备实施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腔,切除肺癌。然后,

  4,继续化疗,继续放疗。

  ……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所有人――晓东、我、还有医生们――都已不作他念。一切具备,就差把我推进手术室里了。

  但是晓东还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就算是脑瘤,也别是从肺上跑过来的“转移瘤”。她在友人的陪伴下又去寻访一位专家,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脑子里的东西和肺没关系?”

  “我不敢说100%是有关系的,”具有无限专业敏感又从来不肯把话说绝的医生尽量委婉地回答,“能说有98%吧。”

  “只有2%的机会?2%?”

  “作为医生,我想建议你到上海来做手术。”他接着说,“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一句,还是别到上海来吧。”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家人都在北京。”

  “他是在担心,”晓东后来对我说,“你能活着去上海,却有可能不能活着回北京。”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之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晓东打来的电话叫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术台上的情形。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选择呆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意识在睡梦和清醒之间游移,有如灵魂在人世和天堂之间飘浮。有一阵子,我觉得非去医院不可了。有一阵子,又想到不管怎样我已来日无多,于是强睁眼睛环顾这个家,扶着墙壁走了一圈,不免惆怅。

  12年来我在这个家里住的时间很短,现在一旦离去,也许就真的回不来了。我开始默默地和它告别,又在脑子里面想象自己的后事,接着想到遗嘱……

  疾病击中了我身体内最脆弱的环节,让我变得多愁善感。妻子不在身边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好在有儿子守在身边。他一放假就回家来陪我,朝夕不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体贴。几天前他从妈妈口中知道噩耗,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从那一刻,他已长大成人。

  他为我买来一大堆光盘,包括了所有相声大师的全集。他在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就像他幼年时代我总是千方百计哄他笑一样。

  我试了试,尽管头痛不已,眼睛不能睁开,但是耳朵的听觉依然健在。我开始重听那些耳熟能详的老相声,还第一次听了郭德刚的新段子。笑声重新回到这个家。它让我的注意力从疼痛不已的脑袋上离开。

  我开始聆听更多的声音。有古典音乐,有轻音乐,尤其是钢琴、长笛、古筝和琵琶的音韵让我觉得舒服。

  有一张光盘是多年以前在杭州灵隐寺买的,名叫《佛颂》,一直尘封在案,现在打开了。一曲响起,缓缓荡漾,余音绕梁,由身外到心内,渐渐宁静、纯洁和虚空,不禁悠然神往,有一会儿甚至忘了疾病。

  大约在第六天,我试着自己下床,手扶墙壁在屋里行走。还好,头晕眼花的程度并没有加重,我也还能支撑自己。

  于是我得寸进尺,走到院子里。儿子在一旁搀着我,极力找些轻松话题对我述说。父子二人沿着花园里的小径走了一圈,再走一圈。

  “他小时候,我牵着他。现在他大了,我老了,他牵着我。”我这样想,“人生有此,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晓东初五那天回来了,心里怀着一个强烈的矛盾,不能开释:想要把我送到上海去接受治疗:却又怕应了那个医生的劝告,一去不回。她一路上不住流泪,从上海流到北京,推开家门,却见我和儿子正坐在餐桌前聊天,笑声不断。柔和的灯光包围着我们,充满温馨。

  她后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一刻,她做了个决定:不把我送到上海去!即便只有“三个月”,也要让丈夫和家人在一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中外医生之对比(9)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的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

  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

  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中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这中间包括了世界神经外科协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的Johande Mey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的Danielle Bale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那次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9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来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近”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而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世界神经外科协会主席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最有名的医生,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那位神经外科主任。

  妹妹当场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去找这位主任。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天坛医院。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汇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

  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妹妹自己就是一个高素质的医学专家,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那几位外国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

  “最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这次会诊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主任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主任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主任打断。转瞬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

  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不少医生自己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所以才会对一个医生的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她满脸迷惑不解。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

  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

  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10)

  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

  有了如此一番经历之后,妹妹忽然销声匿迹。那天下午她没来看我,晚上也没有来。到了午夜,她忽然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有可能没有关联。

  她的依据是我的最新一次“频谱扫描”。

  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当初上海的诊断虽是“一边倒”的悲观结论,但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还格外慎重地建议我补做这项检查,他说,这有助于进一步鉴别脑瘤性质。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却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

  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

  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这样的医生并不多。

  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不能持续地学习新知识,以弥补自己不足,甚至不愿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

  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频谱扫描”技术的书。北京半日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这一回她决定依靠自己。

  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验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就像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

  那天午夜,在经过8个小时的研究之后,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妹妹揣着她的研究结果,满怀虔诚和信心。开始的时候,她态度谦恭,用一种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在看到专家们的不屑一顾时,她强硬起来,依仗着刚刚学来的新知识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质疑。

  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这也难怪,职业习惯始终都在暗示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他们知道面前这个人也是医学专家,但当他们听说她的专业是“糖尿病”时,就居高临下地一笑了之。很显然,她根本不具有挑战他们的资格,所以她的意见不需考虑。

  “你相信谁呢?”晓东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晓东再问。她在过去的两周里被那些专家给吓坏了,对这突如其来的乐观消息一下子还无法适应。

  “不!”我说。

  我接着叙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个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的治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获得了尊重。她可能会因为无力解决一个问题而茫然无奈,但她决不会因为自以为是而导致一个错误结论。还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这件事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行医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得多。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11)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的重要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会说,医生的每个治疗方案都是经过病人同意的,没有谁来强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药。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手术,他们就会对你详细描述手术台上的种种危险,还要征得你的签名。医生们也许相信,这就是让病人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病人通常已经无法正常思考,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由于对亲人的爱,也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他们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当的办法。即使有人心存疑虑,面对医生的权威,还有死亡的威胁,又能如何?

  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让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有化疗和放疗了。

  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的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

  这真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验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到“2.2”,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拖着那一叠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来说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的晕眩的大脑忽然更快地旋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人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的死期也许没有那样迫在眉睫!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弱但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疼、晕眩、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却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所以,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盲目顺从别人的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决定。

  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沙发上,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要不要立即手术。

  我一直都拥有他们的关爱,但现在,我还特别需要他们的智慧。我知道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能帮我避免错误的选择。

  日光从窗户射进来,刺激着我的眼睛,泪水不停地流下来。这是颅内视觉神经受到肿物压迫出现的典型症状。我不得不拉上窗帘,让室内更暗些,然后又戴了一副墨镜。哥哥和妹妹的到来让家里的气氛和缓不少。晓东也显得平静了一些。她开始详细叙述过去两周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有她寻找到的许多病例。

  坏消息塞满了整个房间。晓东不喜欢“立即手术”的想法,对中医寄托着极大希望。妹妹却怎么也不相信中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讨论似乎无法继续。每个人都对国内的手术治疗前景增加了疑虑,可是谁也找不出理由拒绝手术。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哥哥说,如果一个机器还能运转,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散了呢?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变得冷静从容。我们逐渐抓住了问题的焦点:现在不能确定手术是否不可避免,但却可以确定手术并非迫在眉睫。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和观察!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12)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

  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晓东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踪会诊结果。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暂日子再为我做些事。她们二人每天早出晚归,分秒必争地拜访京城名医。

  我独自躺在床上,闭目朝天,想象着哪一天她们能够带回一个惊喜,表明所有这些原来都是一场虚惊。

  可惜没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乐观的消息!

  就像上海的专家一样,北京的专家们坚持着“一边倒”的预言――“肺癌,脑转移”。他们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当,其间全都包含着最明确的信息: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伸手可及。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这些天她已经走投无路,就像一个垂死的溺水者,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所以根本顾不得已是深夜。

  好在周良辅大夫并不介意,他还记得正月初四上海会诊时他的诊断意见。在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检查”后,他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诊断。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至少晓东和妹妹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出门的。

  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胶片上面指指点点的样子。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我已不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只希望她们能够早点回家。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只盼能有更多时间和亲人在一起。

  窗外天色渐暗,屋里一片混沌。小分队终于回来了,踏着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我用力直起上身,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却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冲进门来,朝我张开双臂。

  “好消息……”她紧紧抱住了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我从小到大的全部记忆里,妹妹还从来没有和我拥抱过。

  晓东在她身后,满脸泛着红光。多少天来,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脸上。

  两人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频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周大夫笑着解释,这是个新的技术,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资历、经验和名望并没有妨碍这个医学权威紧跟技术的进步。还有更重要的,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妹妹该有多么开心。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她用仅仅一夜功夫得出的结论,居然和一个顶级专家不谋而合。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可惜才过了20个小时,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

  “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单就行政序列来说,他是周的上级。那几天他携带着一个密集的会议日程来到北京。晓东见缝插针找上门去。他的态度友善,对待病人不厌其烦,说出话来既专业又严谨,还总是浅显易懂,条理分明,所以他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警告。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我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完全忽视了黄峰平大夫的警告。

  黄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我们再次紧张起来。

  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新建议――实施脑穿刺手术,取出脑组织检验。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晓东就不能忍受: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留下转移的祸根?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又能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100%确诊么?”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13)

  很多病友问我,怎么才能让自己平心静气?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自己乐观豁达一点?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昨晚重读《消失的地平线》,有句话让我忽有所悟。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过的事。摘录于此给病友分享:“所有到这里的人首先要回顾自己来此之前的生活……这是达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个步骤。”

  现在让我继续自己的故事。

  我的心情被医生的话牵扯着,左右摇晃。在短暂的瞬间燃起希望之光,更多的时候是绝望。我忍不住设想未来岁月:就算四肢瘫痪双目失明,也有勇气活下去,可要是大脑完蛋不能思想,我希望就此了断今生今世。有一天我郑重其

热门推荐

预防淋巴癌 生活中习惯中开始
预防淋巴癌 生活中习惯中
  如今关于淋巴癌的一些明确原因,研究者也尚...
什么姿势大便更健康?蹲姿排便更通畅
什么姿势大便更健康?蹲姿
  流言:如今普及的马桶虽然奢华便捷,但带来...
甲亢的高发人群
甲亢的高发人群
  甲亢是一种多发于年轻女性且跟现代生活方式...
脑出血后遗症怎样防治
脑出血后遗症怎样防治
  脑出血,通常是突发性疾病,死亡率非常高,...